FDI对内资竞争力的影响与区域投资环境

——以浙江为例的探讨

陈自芳

　　内容提要：外商直接投资从钻石结构的四方面都会对内资的竞争力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决定正面作用强弱的因素，取决于外资的质量及本国经济环境的优劣程度。调查和问卷表明，促进外资增强正面外溢效应的导向性条件是其对企业的控股权、本地理想的配套企业、高级要素供应充分、市场前景良好等；根据定量分析，外资对浙江内资竞争力的影响是正面的，与经济增长、收入和效益指标多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必须注重不断改善经济环境。作者提出从‘以市场换技术“转变为”以优势引技术“的思路，并提出了完善浙江经济环境的若干重点。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竞争力正负影响的分析
　　1. 从钻石结构模型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竞争力的影响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麦克尔?波特提出“钻石体系”理论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认为影响本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四方面包括：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的产业支持、企业的战略与竞争状况。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钻石结构的四个方面，对内资竞争力都可能产生正面与负面影响。我们用图1中的粗线框表示正面作用，细线的框表示负面效应。
　　首先，在战略与竞争的方面，外资进入可以形成对内资的适度竞争，促进内资在外资的高层次竞争压力下不断改善生产水平，改变低成本、低质量的生产方式；但可能的负面效应是外资以其先进技术和竞争手段排挤内资（如收购并消灭内资品牌等）。
　　其次，在生产要素方面，其正面效应是外资以其生产的优质生产要素提供给国内市场，并且雇佣和培训东道国的雇员，这些人才一旦流动到内资企业，即有利于提高内资竞争力水平；但可能的负面效应是当外资以优厚待遇吸引东道国人才，将造成内资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失。
　　其三，在相关支撑产业方面，外资通过其对配套产业和产品的需求，在当地形成上下游关联的产业链，从而带动内资企业的产业扩张和生产水平提升；负面效应是当外资以组团形式进入的时候，与其配套的外资有可能对原有的内资供应商加以排斥，不利于内资产业的发展。
　　其四，在需求条件方面，外资企业以其新颖、高质产品及较高的盈利水平，激发起东道国市场上新的需求和新的投资，对于东道国产业创新十分有利；负面效应是当外资迅速形成规模经济后，就可能替代内资的供应，影响内资企业的需求拉动。
　　2.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内资产业竞争力作用强弱的因素
　　判断外商直接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提升东道国产业竞争力，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所产生的净外溢的大小，即正面（外溢）效应与负面（挤出）效应相抵消后的影响，这又与外资质量和经济环境的优劣密切相关。如示意图2 ，净外溢的变化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综合实力（规模经济、竞争力等）成一定的非线性关系。设横轴为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纵轴为净外溢程度（假定为从-5到+10的一个区间），ON为竞争性挤出线，表示一个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目标的外商直接投资，其综合实力越强，挤出效应越强，也就是净外溢为越大的负值；但另一方面，OP为外溢带动线，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越强，其带动东道国产业的外溢能力越强。两线坐标值之和为K，即其实际净外溢的量为K（K=P+N）。图中虚线表示在外资质量和经济环境较差情况下的外溢（挤出）效应，实线则表示在外资质量和经济环境较好情况下的外溢（挤出）效应。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越高、外部经济环境越完善，竞争性挤出线和外溢带动线的位置越上移，意味着可以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经济的挤出效应相对减弱，外溢效应则加强，从而使实际净外溢得以增大。由图可见，在较差情况下的OK线上移至较好情况下的OK′线，显示净外溢增大。
　　根据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竞争力的正负作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六方面：
　　（1）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其积累越多，外资的产业层次和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能力也会越高。 （2）技术差距。外资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过小时，东道国企业虽有学习能力却缺乏可学内容；但技术差距过大时，东道国企业虽有向外商直接投资学习的空间，却没有学习的基础。只有当技术差距适度时，东道国才既具有学习能力又具有可学空间，从而最大程度的吸收外资的技术。（3）行业的技术水平。在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与技术差距有很大关系，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技术差距往往也越小。与技术差距类似，只有技术水平适度的行业，东道国企业才能最大程度的吸收外资的技术。（4）行业竞争强度。行业竞争越激烈，外资出于维护自身竞争地位的需要，运用的先进技术也越多，同时东道国企业向外资学习也越努力。 （5）要素市场的成熟度。如资本市场越成熟，就越能通过融资支持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缩小与外资的差距，或通过风险投资支持外资的东道国雇员自主创办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则会支持外资的东道国雇员流动到向东道国企业。（6）进入方式，例如合资企业比独资更有利于外溢效应的发挥，从而提升内资竞争力。
　　3. 外资形成正的外溢效应的行为对相关条件的要求
　　为了探讨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外资能够更好地发挥外溢效应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我们进行了一项外资意愿的问卷调查，共对120家企业发放问卷，收回 109张问卷。由于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的外资运行方式有较大不同，我们主要是对合资企业中的外商发放问卷。在企业选择上，条件是技术、产品、管理、品牌等方面有比较强实力，投资起点高的企业。问卷分别列出能够形成正的外溢效应的行为的六种外资行为，针对每一种行为，可以有11种相关的条件进行选择，答卷者可以在11个相关条件中选择最主要的前三个选项，表1列出了对每一行为所需相关的条件选择的百分比。表2列出了外资形成正的外溢行为对相关条件的前三位要求。
　　可以看到，一、在高技术投入、运用国际先进管理方式和高层次人才引进于培养这三个方面，第一位的要求都是对企业的控股权；而后三方面行为中也多包括了这一要求。可见，在合资企业中如果外资加大高层次要素投入形成更强的外溢效应，其掌握控股权的要求非常之强烈；二、对于高技术投入，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明显是针对我国目前对于国外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因而往往由于担心侵权，而阻碍其技术投入；三、在前三方面属于提升产业层次的外溢行为中，把市场前景良好和本地高级要素供应充分作为重要条件，这两点均属于较为基本和长期发生作用的因素，表明了外资对于长期发展环境条件的关注。四、在属于促进本国开拓市场以及实现规模经济目标的后三方面，外资比较注重的是本地生产成本的优势，本地理想的配套企业以及政府和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性、诚信度等方面，显然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五，在没有列入前三位的条件中，基本是属于形成一个完善的经济环境的要求，例如本地法律、法制环境良好、政府政策稳定性与透明性、各类信息的充裕度、透明化和快捷传递，在这些都是目前我国尚存在比较多的问题的方面。
　　如表2所示，形成正的外溢效应的外资行为所有11方面条件中按照比重的大小排序，：1、对企业的控股权；2、本地可形成理想的配套企业3、本地高级要素供应充分；4、市场前景良好5、国内市场及主体之间交往的诚信度较高；6、加强知识产权保护；7、本地法律、法制环境良好；8、本地生产成本优势明显；9、各类信息的充裕度、透明化和快捷传递；10、国内竞争较充分且产业优势明显；11、政府政策稳定性与透明性。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内资工业部门的效应的数量分析
　　1. 总体净效应分析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全国或某一区域经济总体是促进还是阻碍效应，其净效应的大小，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做过数量分析，例如沈坤荣与耿强（2001） 、张海洋、刘海云（2003） 、江小涓（2002） 、许罗丹和何洁（1999） 、汪立鑫和曹江（2000） 等。这里综合参考了以上学者采用的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方法，试图对浙江省近年来的数据做一分析。
　　（1）模型与变量
　　我们使用的是将新古典生产函数对数化的线性回归模型,
　　lnYn=A0+A1×lnKn+ A2×lnLn（１）
　　把工业部门分为外资和内资两部分，Yn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产出，Kn表示内资工业部门资本的使用,；Ln表示内资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使用，A0表示内资部门受到的外部效应，A1表示资本产出弹性，A2表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为了考察外资部门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内资部门的影响, 我们扩展生产函数(1)式，假定A0被分解成三个部分:
　　A0=b1+b2×lnFw+b3×lnCw（２）
　　b1表示除去外资部门影响以后的外部效应， b2×lnFw 表示外资部门的溢出效应 , b3×lnCw表示外资部门的竞争效应。
　　将(2)式代入(1)式, 得到基于外资部门对内资部门外部影响的生产函数:
　　lnY=b1+b2×lnFw+b3×lnCw +A1×lnKn+ A2×lnLn（3）
　　Y用增加值来代理，Kn用固定资产净值来代理 ，Ln用劳动力人数来代理。假设溢出效应主要来自外资部门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培养及这些人员的流动扩散作用，所以Fw可以用外资部门的劳动力人数占所在行业的总劳动力人数的比值，即外资部门劳动力积累来表示。又假设竞争效应来自于外资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可使内资企业增加值减少，所以Cw可以用外资企业增加值占所在行业的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但在实际中，外资企业劳动力的积累会由于提高当地劳动力价格和从内资企业吸走优秀人才而对内资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反之，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增加也会由于示范效应和其对内资企业竞争压力而推动内资企业发展，使其增加值绝对额增加而形成有利影响。所以在本文中模型估计得出的表示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的系数可能为负，而表示竞争效应的系数可能为正。
　　（2）样本资料及来源，估计方法
　　我们利用了《浙江省统计年鉴》1998年到2004年的统计数据，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意义的大小不同，我们选取了制造业中26个行业的数据而舍弃了外资部门进入较少或政府管制的采矿业、烟草加工业、煤气、自来水等10个行业的数据。所有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都用1990年不变价形式。由于数据从1998年到2004年，时间跨度较短。所以我们先采用平行数据模型方法，再用简单最小二乘法进行测算。
　　（3）模型拟合结果与实证分析
　　根据方程(3)式，表3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部门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浙江省内资部门的回归结果。表中所有因变量都是内资部门增加值的对数形式。3.1、3.2式是用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劳动力比例和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增加值比例来代理外商直接投资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分别得出的平行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见，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对浙江省26个行业的内资部门有较显著的正的溢出效应（0.1920和0.2758）和不显著的负的竞争效应（-0.0124和-0.0456），而且其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竞争效应，即存在显著的净溢出效应。
　　为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内资部门影响的变化情况，我们用1998-2004年变量数据的两年平均值，以最小二乘估计法做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的Lw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力人数占所在行业的总劳动力人数的比值。Zw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加值占所在行业的增加值的比重。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部门的不断进入，其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都在增加，竞争效应（Zw）由1998-1999年的-0.0508增加到2003-2004年的-0.3028, 溢出效应（Lw）由1998-1999年的0.2425增加到2003-2004年的0.3482，溢出效应虽一直大于竞争效应，但其增加速度慢于溢出效应，故总的净效应Jw（Jw=Lw+Zw ）有减少的趋势。
　　（4）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在1998年至2004年这6年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内资部门的正向溢出效应超过负向竞争效应，有着显著的正向净效应。但要注意的是，张海洋、刘海云（2004）通过对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部门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和显著的负向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为负。”。广东省引进外资规模远比浙江大且超前，但出现净效应为负，对此，我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对内资部门和民营资本的净效应可能有如下图3所示的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刚进入时会带来新的产业，它会以可观的利润率吸引大量的内资部门跟随进入，此时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对内资的净效应为正，且不断增加，这在图中以A点左侧曲线表示。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部门资金、技术投入的不断加大，外商直接投资部门逐渐在其所在行业里占据有利地位，而内资部门由于技术水平较低、规模较小以及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部门进入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人力资本流失，再受到溢出时滞（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出现到进入内资部门产生实际影响之间的时间差）的影响，导致竞争效应的增长速度高于溢出效应，当净效应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开始下降。在图中以曲线在上升到A点后开始降低来表示。前述浙江省总的净效应（Jw）有着不断减少的趋势也说明了此种情况。但随着不断发展起来的内资部门对外资外溢效应的消化吸收能力不断增强，在度过溢出时滞期后，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对内资部门的净效应又会趋于上升。
　　2. 引进外资对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的作用
　　为判断引进外资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的作用，我们对全省地级市市区及各县（市）共73个统计单位在1997年至2004年的8年中，实际累积引进外资的人均数量与2004年的若干主要经济指标进行相关分析。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判断引进外资究竟产生什么作用。因论文篇幅所限，这里仅列出主要的相关系数。由表5可见，
　　（1）在县市这一层次，人均外资的数量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7471，人均外资与人均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094，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显然，因为吸引外资数量越多，人均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提供的财政收入也越多。以上两方面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容易理解的是，第一，一个区域以人均GDP体现的经济实力越强，越能够为外资产业进行良好的配套，因而其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就越强。第二，区域的财政实力越强，就越有能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从而越容易被外商选为投资地，人均外资数量也就越多。
　　（2）人均外资数量与工业资本收益率指标的相关性并不明显。由表可见，人均外资与资金利税率的相关系数是-0.016，与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相关系数为0.0905。基本上显现不出相关性。其原因可以从浙江的产业结构特点寻找。将内资的民营企业与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作比较。浙江的民营产业大量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资本的使用往往并不很多，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情况也比较普遍。由于相对少量的资本与大量的劳动力相结合，因而资本往往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表现为资本的利润率（以资金利税率为代表）较高。而外商投资的企业虽然也着眼于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但一般资本有机构成比内资的民营企业还是相对较高，结果表现为，虽然单位资本的盈利能力高于劳动力昂贵的发达国家，但资本利润率指标上体现不出相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的优势。外资企业多的地方与外资少而民营资本多的地方相比，其单位资本盈利能力可能还有所不如，这应是上述相关关系不明显的基本原因。
　　（3）人均外资的数量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为0.3860，与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5638，比上述与资本量相关的经济效益指标比，正相关度明显提高。这可以解释为外资企业的资本、技术投入比民营资本大，因而人均资本和技术装备程度也较高，也就是说，外商投资多的地方，劳动力由于有较高的装备程度，因而人均创造增加值和利税的能力也就强，这与上述第二方面的情况，即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地方，单位资本创造利税能力反而低于资本少、劳动力多的地方（基于浙江的产业模式）正好相反。因而两者正相关度提高也就不难理解。
　　（4）人均外资的数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5541，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2557，其体现为正相关关系。影响城乡人均收入的因素很多，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较多，其本身就是基于劳动力价格低廉，从而决定了劳动者收入相对于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必然是偏低的；另一方面，由于外资的技术和资本装备水平较高，外资较多的地方劳动生产力也较高，又决定了其收入会高于外资较少、资本和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从而表现为这两方面的收入水平都会与劳动生产率相对应。所以正如人均外资的数量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一样，人均外资的数量与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系数也处在0.4上下的水平。
　　三、进一步提升外资质量、改善经济环境以增强外资净外溢效应
　　如上所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净外溢效应强弱，取决于外资质量及区域经济环境的优劣程度，只有经济环境的改善才能引来高质量的外资，其关键是究竟以什么来吸引能够形成净外溢效应最大化的优质外资，为此我们应对引进外资的思路进行调整。
　　1. 建立合理的外资质量评价标准以引进优质外资。
　　为形成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必须能够根据外资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对其质量作准确的判断。因此，正确地设置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标准就是基本前提。以下我们试图制定出一个参考评价标准体系。见表6，这个体系分为两部分，一是反映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直接作用的若干标准，共有七个标准；二是反映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间接作用的若干标准，也有7个标准。每一个标准按照最理想的状况为满分100分，但是各个标准的权重是不同的，所有权重的总和为100%。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计算一个外资企业质量的分值。如表7所示，我们给某两个外商投资企业A公司和B公司所打的初始分值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的加权总得分为72.9和86.6，即其质量得分。如果将质量总得分除以100，就得出其质量系数为0.729和0.866，可以用此系数决定应该给某个外商投资企业以多大程度的优惠政策支持。例如在税收上，如果A和B公司都是属于新建企业，根据实行“三免二减半”优惠政策，其税收的优惠政策为减免100％，但今后取消过度优惠、对外资实行同等“国民待遇”是必然趋势。在今后的过渡期可以逐步采取对不同质量的外资企业实行按质量系数确定优惠程度的方针，例如可以得出：
　　A公司实际减免幅度= 100% * 0.729 =72.9%
　　B公司实际减免幅度= 100% * 0.866 =86.6%
　　可以看到，B 公司由于其达到高的质量标准，其优惠程度比较高，A 公司则由于其质量标准较低，优惠程度则偏低，从而有利于激励两个公司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效应，以争取更多优惠。
　　类似的差别优惠还可以体现在融资、土地价格、各种要素供给以及各种配套服务等方面。这样的差别优惠可以起到激励外商提高质量，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外溢效应带动民营经济提升竞争力。
　　2. 从“以市场换技术”转向“以优势引技术”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方针，但目前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国沿着既定技术轨道向上攀升的速度减慢，中国高技术产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①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外资和东道国之间技术与市场的交换形成一个博弈过程。开放市场对引进不同层次、生命周期、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不同的技术，其有效性是不一样的。“以市场换技术”有一个边际效率递减的趋势。尤其是针对最新的核心技术，外资对其内部化程度很高，一般地开放市场已较难产生引进的作用。但是，任何领域核心技术的内涵都是动态变化和分层次的，外商投资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以高新技术换市场问题上也是采取灵活策略，首先，要权衡以技术换来的市场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涵，除包含“市场准入程度”外，更重要的应包括市场的投资环境，尤其是外资的先进技术得以运用和产生效率的软硬环境；①其次，外资会根据技术本身生命周期的状况进行权衡。当一项核心技术逐步趋于成熟而可能被超越时，外资会理性地将其用于交换所需要的市场资源，而不是封闭地死守技术。其三，在方式上，外商的直接技术转让将会减少，而各种形式的技术外溢效应将占领主要地位，而外溢效应的强弱又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优势及企业的学习能力。东道国如何根据外商的利益取向行为，注重发挥自身相应的优势就十分重要。

　　图4　市场和优势对于不同先进性的技术引进所产生的促进效应变化示意图（略）
　　因此，从“以市场换技术”转向“以优势引技术”，应更为合理。
　　跨国投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收益，技术的投入和转移当然也以此为根本目的。能不能以东道国的优势最大化，促成FDI技术的效益最大化，取决于FDI的技术能不能与东道国的特定优势形成优化组合。例如外资先进技术与东道国配套的劳动力、生产能力、技术人才等优势相结合，就容易产生较高的技术收益。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和特征构成了相对于高新技术而言的特定优势，东道国如果能充分发挥这种优势，促进其与FDI技术的结合，将能够更直接地推动FDI技术的转移与外溢，形成比开放市场换取技术有效得多的效应。
　　如图4所示，在O至T2区间，即以技术换市场阶段，其边际作用开始很显著，而后趋向于递减。但在T2以后，转换为通过充分发挥优势换取外资的先进技术，其边际作用又会趋于十分显著，有利于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当然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当原有优势的边际作用又趋于减弱时，又要注重发挥新的优势，来吸引外资最先进的技术。
　　3. 从“以优势引技术”看进一步完善经济环境的重点
　　日本在华商会对日资企业的投资环境作了一个问卷调查， 在投资环境的10个项目中，有关基础设施（硬件、软件）、劳动力、优惠政策、商业习惯、生活环境、土地成本方面，日资企业都作出了３分以上的评价，特别是对基础设施作出较高的评价。对长江三角洲是全国评价最高的。但是对配套产业(2.89分)、法律制度(2.91)、行政应对(2.98)，有很多企业表示不满，特别是对配套产业评价最低。对法律制度最大不满的是法令不透明性（350个企业中的326），法令随意运用及不统一性（279）、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完备（131）。
　　为此我们认为，从“以优势引技术”出发，进一步完善经济环境的重点应是：
　　第一，提高民营企业的素质，以利于外资有效带动内资提升竞争力。美国学者Kokko(1994) 认为，小的或是中等程度的技术差距反映了那些行业中外资企业的技术对内资企业是有用处的。因为只有那些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内资企业才有能力去学习和实践；而那些差距较大的行业，一方面外资所采用的技术可能是与国内资企业所采用的技术完全不相关，另一方面，内资企业相对薄弱从而没有能力去学习。因此，我们必须提高民营经济的素质以缩小差距。政府应该对企业家提供低成本的学习和深造的条件。促进家族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形成科学的、与国际接轨的企业制度，改变封闭式的狭隘的家族管理理念和方式，强化规则意识。才能尽可能缩短与高层次外资企业的距离，加强其与我方合作的意愿。
　　第二，促进内资企业与外资形成有机的配套，对外资而言是改善环境的重要环节，对内资则是吸收外溢效应的基础。将跨国公司目前普遍实行的外包、合同生产、战略联盟及供销商合同等非产权形式，与跨国公司收购本地企业等产权形式相结合，来提升企业学习和吸收的效率。以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建立分包商和供应商的关系，促进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形成产业链，从而使跨国公司的技术落地生根。这需要政府通过提供信息、资金援助以及提升技术等手段促进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关联，尤其应努力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前向关联。在外资的上游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扶植下游产业的发展，吸引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的投资，带动产业发展和升级。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更是融入国际经济的必要前提，目前我们往往对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对重视，而对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却不够重视，其原因可能是国内的代表者就在眼前，而国外的知识产权代表往往因距离遥远而顾及不到。这种现状更加深了外资对自身的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的担忧。政府部门应该作出更加祥尽和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保护知识产权，惩治违法者，这是促进与外资合作和国外科技成果运用的重要关键。
第四，改变内外资政策不平等的现状，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内外资的不平等待遇增强了外资的挤出效应，形成民营资本在外资面前的弱势地位。因此须尽快对内外资政策不平等的现状加以调整。目前可保留部分引导性优惠政策（如采用评定外资的质量相应确定优惠程度的方法），以真正推动民营资本在外资扩展效应下的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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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