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徐剑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浙江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在逐步变化中。但根据有关资料看，浙江的经济增长仍然未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随着能源、水资源、土地以及劳动力供应的趋紧，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显得更为突出。
　　一、浙江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评价集约增长程度方面，主要指标有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工业增加值比率等。从有关资料比较分析，浙江的能源产出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浙江工业的能源产出率已高于美国平均水平；浙江的贷款产出率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各地对土地资源的重视，土地产出率也有较大提高等。这表明浙江经济增长的方式与全国比较，具有领先的一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土地与投资的投入产出偏低与高排放等问题。
　　从现有的经济指标看，浙江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投入增长过高，劳动生产率较低。根据国内的一项研究，浙江劳动生产集约化指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远低于上海、北京，也低于江苏、辽宁与福建。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200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90592元/人，浙江为74129元/人，比全国低16463元/人。结果，随着近年内地经济崛起，中西部劳动力回流，浙江不少企业明显感受到劳动力短缺，抑制了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
　　其次，经济增长对资金投入的依赖程度上升。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看，与“六五”时期相比，目前我省投资效果系数（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增加的GDP数量）有了很大下降。全省 “六五”时期投资效果系数平均为0.86，“七五”时期为0.56，“八五”时期为0.72，“九五”降至0.27，“十五”前三年也只有0.30。投资产出比率的下降，意味着浙江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固定资产的大量投入，或者说，固定资产的形成并没有带动浙江经济的相应增长。
　　其三是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土地消耗过大。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土地占用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浙江地少人多，随着经济发展，商业用地与住宅用地价格迅猛上升。而工业用地基本上是政府计划性低价供应，造成工业企业圈地成风。有一些大中企业动辄圈地上千亩，而对土地圈而不用，造成浙江近年来土地产出率下降。也使得近年浙江用地全面趋于紧张。
　　此外，浙江经济增长中还存在着高排放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排放增长快，全省各地环境污染明显加重。由于浙江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处理废气污水等能力弱，成本过高，不少企业把污染问题转嫁给社会。而当地政府为了保产值，往往对此视而不见，环保执法力度不强。10多年来，浙江的环境质量有不断恶化之势，浙江近海成为全国污染最重的海域。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牺牲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得不偿失。
　　浙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还表现在浙江产品的“低价”上，浙江产品在国内及全球以低价出名，但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价，只能是建立在减少产品研发与产品品牌宣传投入、剥夺员工（包括管理者甚至经营者个人）的合法权益（如超时间工作，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偷逃税收、降低产品品质等基础上。浙江工业的增加值比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正说明了浙江工业增长给企业、政府与员工带来的福利偏低。
　　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较变的因素主要有：企业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规模经济，知识与技术等。
　　1. 企业产权制度。它通过企业经营管理，直接影响企业组合各要素的优化组合，影响要素的使用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变革，多数企业已建立起有限公司制，企业产权较清晰。当然，还有一些小型企业还存在着合伙式经营、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等问题，但产权制度对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已不大。
　　2. 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直接影响各要素的流向与使用程度。完善的市场机制，能通过合理的市场价格，引导要素流向使用效率最高的部门与产业。而市场机制的扭曲必然影响要素的使用效率。
　　浙江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市场化程度高，劳动力在全国自由流动。根据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市场化程度，浙江的市场化指标长期在全国各省区中居于前列。但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中，工业用地仍处于政府管制之下，资金的利率、外汇的价格仍主要由央行决定，没有实现市场化。要素供给的非市场化扭曲了要素的价格，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工业用地的政府直接低价供给，理所当然促使企业多占地，使土地产出率下降；银行贷款利率偏低，造成国有企业与容易取得贷款的大中型企业过多占用银行贷款，投资产出率偏低；人民币汇率偏低，造成出口商品价格偏低，实际上是在大量输出廉价资源，也使企业出口效益与宏观外贸效益低下。
　　3.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这是影响要素投入产出率的最直接的因素。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越大，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就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走出了一条“轻、小、民、加”有道路。依靠众多的中小企业集聚，产出外部经济，弥补了中小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不足。但也要看到，中小企业集群的“外部经济”毕竟不能取代“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土地、资金、能源、原材料、人才等资源的投入产出率，在相同的环境下，集群经济要远远落后于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大企业。尤其在产品营销、技术研发等方面差距更是明显。
　　浙江大多为中小企业，块状经济占有较大比重，企业规模小，集中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拼价格，拼销量，不重品牌与研发投入，企业间竞争过度。造成浙江商品价格过低，产量过大，质量难以提升，产品利润率极低，产业增加值比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人的社会保障、环境污染、高强度劳动，企业必要的研发投入与促销投入过低，没有包含在成本中，实际的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都很低，甚至不少企业与行业实际上是在亏本经营。
　　目前，浙江的企业规模结构偏小，企业普遍缺乏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4. 技术进步。它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直接导致资源消耗的下降，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企业效益就越好。2003年我省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为9.1%，而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1%。从大中型工业企业看，我省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为1.2%，比全国低0.3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22位。2004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合计46.9亿元，只占销售收入的0.28%，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发投入低，影响了浙江企业劳动生产率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而技术投入过低，主要原因在于浙江产业组织形式，及目前的大量中小企业集聚的模式。在这种产业组织形式下，企业间价格竞争过度，缺乏利润积累，企业间新产品与技术模仿成风，专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使企业竞争陷入了只重视价格战而不重视研发投入的恶性循环，从而阻碍了技术进步。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目前影响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市场机制与产业组织。
　　三、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之路；需要政府管理职能的调整；需要全社会加大技术投入。但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我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加化市场化变革与产业组织优化等方面。
　　一、重点推进要素市场化
　　要争取浙江在要素市场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除了汇率等，地方政府难以影响的因素外。浙江要在土地市场化方面率先改革，主要通过工业用地招标供给，开发区实行市场化运作，政府退出招商领域等，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在利率方面，努力争取政策，通过金融机构创新，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联社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利率形成机制创新，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等方面，率先推进金融市场化。
　　另一方面，政府要基本退出产业投资领域，政府资金主要投向公共设施领域。
　　二、加强产业的微观法制化管理
　　政府的产业政策要从产业结构政策为主转向产业组织政策为主。政府不再过多地将精力花费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企业自主、公平地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与产业结构调整，将比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更为合理、高效。
　　政府要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产业微观管制方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主要是通过制定科学的法规，严格对规模经济敏感的产业（如汽车、冶金、装备、原材料化工等）的企业进入门槛；在各行业普遍推行产品生产标准，强化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加强对产品品牌与专利的保护；严格执行反不公平竞争法；全面推广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严格执行劳动法（最低工资标准、工薪拖欠、劳动作息时间、生产安全等），保护产业工人合法权益，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从严执法，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三、优化产业组织
　　浙江中小企业集聚能够产生集群效应，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但也导致企业规模过小，企业竞争过度等现象，影响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形成。目前浙江企业集群已出现从原有的马竭尔式集聚向轴幅式集聚转变的势头。2004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增加到3.2万家，居全国首位。总体上这对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利，政府应顺势而为，积极推进。但也要看到，目前产业组织的自发转变，也可能会牺牲中小企业的集聚效益，导致大量专业市场走向衰落，不少大企业加快向都市圈集中，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乡镇的块状经济与财政形成冲击，造成城乡与地区间差别拉大等问题。因此，在这过程中，政府要通过促进大中小企业参股联合，集群型转移，建立各种中小企业的行业协会组织，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保护，促进中小企业在技术研发与品牌开发上的联合，加快落后地区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推行落后地区人口迁移工程等方式，尽可能减少产业组织转变带来的负面冲击，使浙江产业能在获得规模经济的同时，保持着企业集群效益。从而，加快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引导节约型消费
　　一方面，要制约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往往具有非经济性、非理性的特征。要完善人大对财政预算与决算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系统内、媒介与人大立法机构等部门，对财政拨款单位的集团消费的监管；完善目前的政府公开采购法，全面推进政府的公开采购；完善政府投资的招投标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法规引导节约型消费，如强力推进节能型住宅建设；在交通方面鼓励低排量汽车、电动自行车消费等，而不是相反。
　　五、加快产业区域转移
　　目前，浙江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人均GDP达3000美元，远高于全国1100美元的水平。浙江经济已与全国经济形成了一定的落差。但浙江的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以轻纺为主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产业结构提升过慢。浙江应抓住“先发”机遇，利用梯度优势，引导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移，利用外部资源与市场，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推进产业组织转变，同时，引导企业资金回流，加快发展浙江信息产业与新型服务业。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