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做好 “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 在全省“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研究班上的讲话

　　　　　　　　　　　　　　　　　发展规划处 2003-12-20
　　　　　　　　　　　　　　　　　　省计委主任　毛光烈


　　金秋10月，党中央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全国“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举办了“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研究班，对“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进行了部署。做好“十一五”规划工作，关键是要“统一认识、理清思路、明确目标、落实举措”，其中统一思想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次研究班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科学的发展观，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战略的要求，进一步统一编制“十一五”规划的思想认识。
一、编制“十一五”规划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针
　　（一）科学的发展观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五个统筹”的科学的发展观，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是我们编制“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方针。
　　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科学的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之所以是科学的，最根本的是因为“五个统筹”的十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五个统筹”充分反映了正确处理这十个方面关系的基本要求，也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
　1、统筹城乡的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就是要切实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与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把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彻底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和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发展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摒弃先工业化后城市化，先城市建设后农村建设的传统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新战略；通过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消除城乡之间的樊篱，给城乡居民相应平等的发展地位，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实行统一筹划，形成城乡互促共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从本质上解决新阶段“三农”问题，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顺利推进的保证。农业劳动力转业既是社会稳定必须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工业化，不仅是城市的工业化，而且是转业农民参与的工业化；城市化，也不仅是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而且首先应该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当前，我们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性任务。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必然带来土地的减少、转业农民的增加。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农民不能成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力量，不能成为新增的产业大军，那么农民便不能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工业化、城市化就会成为一句口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1.9%，这在全国已是名列前茅，但背后有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就是40%的农民已经连续5年收入下降，60%的农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收入增长水平。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因为非农业建设而征用农民的土地是不可避免的，但处理不好往往会损害农民的利益，阻碍城市化的推进。如有些土地的征用对农民的补偿是低价的，而用于房地产建设的利润是丰厚的，大量的利益被房地产商拿走了，就会产生利益的不合理分配。应该看到，如果农民收入下降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那么中央一直强调的农民增收问题就难以实现，农村市场将难以繁荣，社会稳定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障农民利益，如何使农民的转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征用相应协调地推进，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中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最终阻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体化，促进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一体化，无疑是当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最近，省委、省政府充分肯定衢州市推行“企业定单、政府买单、农民培训”的做法，其意义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力军。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拿出大量的钱去培训农民，使之成为适应产业发展的工人，这一做法也值得借鉴。
　2、统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统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把推进发达地区的加快发展与推进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形成地区相对均衡发展和共同进步的格局。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是一种客观现象，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人均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应该逐步缩小，而不应该越来越大。从当前浙江发展的阶段来看，这种差距是到了逐步调节缩小的时候了。省委、省政府提出要使欠发达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要求，并通过实施“百亿帮扶致富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山海协作工程”，进一步加大对山区、老区和海岛等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目的也在于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要在综合考虑各地发展条件、水资源、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差异的基础上，通过统筹规划、完善机制、三次产业联动发展、财政转移支付、人口流动等措施，缩小地区之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消除行政区经济格局导致的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形成符合各地资源状况，能发挥比较优势的相互协作、合理分工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格局。有的同志认为，强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但事实上，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发达地区的发展需要欠发达地区的互动和支持。比如说土地问题，当前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用地需要全省统筹占补平衡，前几年欠发达地区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指标，那么发达地区搞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指标就解决不了。还有水资源问题，浙江的水源大都在欠发达地区，如果欠发达地区在发展中不注重环境保护，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影响。更何况现在水资源的制约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跨区域的“浙东引水”、“浙北引水”工程已纳入区域协调发展的议事日程。生态保护问题，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也需要协调。现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内在的经济发展关系，已经到了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阶段。如果两者不能相互协调，就不可能保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长期持续的发展。最近我们到基层调研，磐安县提出“留浙江中部一方净土，送下游人民四江清水”的口号，就体现了欠发达地区的一种风格。这是一种全局观念，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值得弘扬。
　3、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同步推进。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全面进步。既定的经济总量，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策目标下，人民实际福利和社会总体状况可以有重大差异。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较慢，农村尤为突出。一些社会问题也相当严峻，如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反之，如果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最终也难以巩固。因此，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新一轮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提出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其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些国家劳动者的职业教育相当好，并且还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要求我们不能始终停留在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层面，长期依赖这种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是难以为继的。应该发挥相对的人力资源优势，通过相应的职业培训，使得人力资源转变为资本，能够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中，创造出相对更高的附加值。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就能实现。而加强对人的教育，尤其是素质的提高，是全面的、深刻的社会课题，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此外，还应该认识到，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有更多更深刻的与社会相关的管理体制完善问题，比如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制等。
　4、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加快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攀升，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确立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求人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一切活动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更不能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发展由原来的市场约束为主转变为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当前土地紧缺、水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如何提高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自然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可持续利用水平，保护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各地都应该树立起来。最近，玉环县提出要打造“实力玉环、活力玉环、美丽玉环、文明玉环”，据他们说综合起来是一句话，就是要打造“快乐的玉环”。但今年因为缺水，到外地买水一吨12元，他们认为并不快乐。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时髦的理论叫做快乐经济学，就是要研究怎么样使我们既富裕又能在富裕的基础上更快乐。富裕并不一定快乐，富裕也不一定健康。既要富裕，又能生活得快乐，还要有健康保障，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完整目标。记得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仪式的致辞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最后我想引用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与大家共勉，以使我们更加警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但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总理引用的这段话有深刻丰富的涵义。现在很多地方打隧道、改河道，过去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都能做到。但要注意这些工程将来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将使我们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不仅要考虑人的需要，也要考虑自然规律，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不能不顾实际地讲“人定胜天”，而应更多考虑如何“顺其自然”。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扩大国内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人均资源相对有限，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结合在一起，一些重要因素将影响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因此，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新形势，必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市场竞争，使得资源竞争的单元不仅仅取决于一个企业，更取决于以区域为单元的产业集群的规模，取决于产业链（价值链）在这个区域内部的配套水平和相互支撑能力，以及这个区域中具有国际竞争和交换的信息集中获取能力、灵敏反应的决策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区域内外整体的系统的现代营销能力，即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在国内比较，目前浙江产量居全国前3名的工业产品有154项，但还要到世界中去比较，在国际市场份额中，你是前5位还是前3位，这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国际制造业的格局是产业分工的结果，是国际交换的结果。如果说浙江的区域特色经济在国际交换和产业分工中能形成像目前在国内这样的综合竞争力的话，那么先进制造业基地也就打造成功了。长三角是以一个区域为单元的，三省市只有形成一定程度的产业雷同，才能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产业规模，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关系综合竞争力的提高、经济社会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反映综合竞争力的空间合理布局，离开了空间的合理布局，区域的整体合作，根本无法进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抓紧利用国内外的各种机遇发展自己；二是统筹考虑国内发展和预测国际市场的波动，注意国际市场变化，加强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和能源安全的防范机制建设。　 （二）科学的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科学的发展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有机的统一，统一的基础在发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高水平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是高质量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是以人为本和实现人的普遍满足和普遍发展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赋予发展更加充实的内容。发展不仅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而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发展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更高质量的生活和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发展，既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为每个人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拓日益广阔的空间，不断促进人的素质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要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把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历史地体现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就是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把“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设成为 “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就是要着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区域、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等差距较大的问题，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可持续”，就是在经济发展中，重视人口、资源和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人类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
　　总之，科学的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而不是落后的生产力，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城乡发展的关系中将其体现出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把“五个统筹”发展的目的归结起来，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科学的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六个更加”缺一不可。要实现“六个更加”的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实现“六个更加”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六个更加”的保证。最近，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我觉得这几层关系讲得很深刻、很有道理。社会是人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不能满足人的需求，还有什么意义？现阶段，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也就是“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是手段、是途径，但如果离开了目标，发展也就失去意义。
　　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为主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解决物质需求的问题；第二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并重的阶段，或者说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既要满足物质的需求还要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需求；第三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后，进入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物质财富像喷泉一样地迸发出来，这时候经济发展将服从于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是社会发展要优先于经济发展。最近，省委习近平书记提出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就是强调某些社会发展如就业要适当优先。社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了，人的素质提高了，反过来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我们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经济结构调整了，社会结构也要相应调整。所谓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从目前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来讲，2001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第一产业占15.2%、第二产业占51.1%、第三产业占33.7%，这表明我国已从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向二、三产业为主的社会，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从就业结构来讲，2001年全国73250万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占50%、第二产业占22.3%、第三产业27.7%，这个结构却是工业化初期的结构。工业化已到中期，而同期半数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中。我国的总人口是12.76亿，其中农村人口占62.3%，城镇人口占37.7%，城市化率为37.7%，而2000年世界城市化率是48%，差距大于10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不协调，许多社会问题由此产生，反过来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没有相应发展，社会事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从长期看，如不解决这个问题，必将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编制“十一五”规划要充分发挥“八个优势”，切实实施“八项举措”
　　首先，从浙江实际出发，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发挥“八个优势”、实施“八项举措”。
　　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的发挥“八个优势”和推进“八项举措”，充分体现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八个优势、八项举措”的内涵与“五个统筹”是一致的，突出了发展这个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等，也是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施“八项举措”，就是结合浙江的实际，落实“五个统筹”的有效途径。我们编制 “十一五”规划，就是要贯彻科学的发展观，落实“八项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把“八项举措”落实好了，也就是把科学的发展观落实好了。
　　其次，发挥“八个优势”、实施“八项举措”，就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今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成为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我们在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同时，要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清醒地认识前进中的矛盾，并通过实施“八项举措”切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否则，发挥“八个优势”就会成为一句口号，实施“八项举措”也不可能落到实处。
　　从经济发展看，前些年美国经济连续110多个月保持4－5%的增长速度，被世界舆论认为创造了经济学上的奇迹。而浙江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连续270多个月保持比他们高出一倍多的增速，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统计预测，今年浙江的GDP能够达到9000多亿元，明年将突破1万亿元。目前全省银行储蓄已经超过万亿元，财政收入超过千亿元，今年可望再增长230多亿元。浙江财政收入的增量，是西部一个省份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主要是八个方面：
一是电力供应紧张的矛盾。这是制约浙江“十五”后两年和“十一五”前两年发展的突出矛盾。从去年开始浙江电力供求矛盾开始显现，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剧。今年非典对我省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紧张导致的GDP损失却是0.6个百分点。今年1－3季度，全省用电增长23.5%，向外省的外购电量达到201亿千瓦时。目前已经达到求电若渴，不管峰谷，有电就买的境地。预测明年全省缺口电量仍达400亿千瓦时左右，后年用电缺口将进一步扩大。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积极平衡、重兵布阵、全线铺开，确保三个“一千”，使浙江电力建设在今后五年有一个超常规的发展，以适应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但缓解这个“瓶颈”，解决这个矛盾还有待时日。因为电力装机从审批到开工，从建设到投产，还有一个时间周期，30万千瓦装机建设需要18个月，60万千瓦装机建设需要36个月。要平衡每年增长的300万千瓦装机的供需矛盾，缓解这一“瓶颈”制约，最快也要到“十一五”前期的2007年。
　　二是土地供应紧缺的矛盾。人多地少是浙江的基本省情，全省人均只有0.54亩土地。土地本来就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快，土地需求量大，解决土地紧缺问题始终是浙江发展中的“永恒主题”。1997－2010年国家计划安排给浙江的用地指标为100万亩，到2002年底实际已经用了84.6万亩。这几年，国家下达我省的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每年在12－13万亩，而实际需要在20万亩以上。与此同时，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到2002年底，全省各类工业园区建成区平均投资密度每亩38.3万元，当年平均产品销售收入每亩45.9万元，总体水平偏低。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现实，调整发展思路，走集约使用土地的工业化路子，即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在工业用地上不能“畅开肚皮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会像“选择女婿”一样选项目。在用地上要实行“三保统筹”，即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合理需求，保证农民的利益。土地资源紧缺还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过去说“苏浙熟，天下足”，但是新一轮发展的区域定位变化了，产粮区变成了缺粮区，以前的鱼米之乡变成了“水泥森林”。土地资源少，农业的发展也要相应调整，只有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发展集约型、附加值高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才能提高土地的农业产出效率和水平。
　　三是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大体呈浙西南山区向浙东北平原渐减的趋势。同时，水资源的地区分布与耕地、人口、经济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浙江的滨海平原、盆地、河谷平原的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0%，平原区的人口和经济占全省总量的80%以上，而水资源量只占全省总量的20%左右。浙江省的人均水资源量比全国少2.2%，与国外相比差距就更大。随着浙江人口增加，人均水资源量还将持续下降，预计到2020年全省人均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900立方米左右，接近用水紧张地区人均水资源量指标。就目前部分地区人均水资源量来看，浙东北的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舟山人均水资源量均在1700立方米以下，特别是嘉兴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324.2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地区，再加上地表超标采地下水，导致大面积的地面沉降。台州市的玉环因为缺水，只能向临近的乐清买水，水价一吨高达12元。解决水资源矛盾的出路，只有走全省区域统筹安排配置，保水、节水、引水等综合考虑的路子。
　　四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近几年来，浙江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但服务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突出反映在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工业发展水平。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如果没有相应的为制造业配套的先进的服务业，必然制约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浙江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国第4位，而服务业比重2002年首次达到40%，排在全国第12位，仅处于中游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中所提出的50%以上，也大大低于世界60.7%的平均水平。而且与浙江综合经济指标排在全国前列相比，也是十分不相称的。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和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与工业相应的科技创新、技术中介、技术标准等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直接影响工业化的进程。有的同志认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就是抓工业，抓工业就是抓加工业，等等，这些认识上的偏差，也使服务业许多领域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与工业相比，服务业某些领域的垄断经营反而相对比较严重，开放程度不高，市场竞争不充分；许多适宜市场化、产业化的领域，当作必须由政府办的公益性的社会事业，政事不分、企事不分。浙江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工业大规模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减弱，解决就业问题，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发展。“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实质也是就业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也有赖于服务业的发展。
　　五是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合理的矛盾。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因而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初步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还没有真正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主要反映在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尤其令人关注。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远远超过改革前的水平；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一些垄断行业收入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收入。由于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征地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少数人尤其是一些房地产商过多地占有土地开发权益的矛盾仍有加大的趋势，这不仅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也影响社会稳定。
　　六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发展了，但各项社会事业没有相应地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笼统地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当作必须由政府负全责的“社会事业”，使这些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部门垄断、管制过多，没有形成多种所有制参与发展和竞争的机制。就是像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和转化等政府应着重抓的事，在抓准抓好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层层政绩考核和财政压力，使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当作“硬任务”，而把社会发展当作“软指标”，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不到位。随着经济转轨的加快，社会管理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后，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等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与义务不清。过去对人的管理以家庭为单位，叫户籍制度，但现在社会转型后，形成了以身份证管理为最基本管理的模式。整个社会管理体制随着人口大量地流动需要提供新的管理和新的服务，包括就业培训教育体制、就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在转业农民中，也要提前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七是经济全球化中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已经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广泛展开，发展成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和实现最佳配置的过程。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应对不当，或某些条件发生变化，负面影响也可能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全球经济的市场波动有可能传导到国内，引起国内经济不稳定。一些跨国公司规模巨大，有全球融资、生产和分销能力，有可能在一些产业中形成垄断力量。垄断会限制竞争，使产品价格处于高位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并对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形成打压力量。随着全球交易网络的形成，短期投机资本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不断形成冲击，一些金融投机资本的快速短期流入、炒作和抽逃，给各国金融体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金融体系带来极大的冲击，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的不稳定甚至危机的出现，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各国敲响了警钟。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要深入研究。比如我省粮食种植面积最低要多少，粮食市场的储备机制能否建立起来。又比如能源安全问题，现在的能源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火力发电，都烧煤，如果煤供应不上怎么办？所以，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还提醒我们要注意研究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应急措施、应急机制的建设。否则，一旦出现大的波动，出现生产萎缩，就会带来工人下岗，带来社会问题。
　　八是最终消费不足的矛盾。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在经济增长中占有合理的比例才能构成健康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是：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50%；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000年的27%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69.9%；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2000年的73.2%，降到今年上半年的36%。浙江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3.8%，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达55.1%；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5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去年同期仅增长7.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6%。也就是说，消费不足的矛盾在全国和浙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现国家“十五”计划提出的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固定资产投资率调控在35%左右的政策目标，看来有一定的困难。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一定的潜在风险。依赖投资带动增长，必然扩大对钢铁、建材、设备等投资品的需求，进一步激发这些行业新一轮的投资，使投资率再攀新高，一旦循环被打破，就会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和新的大批下岗职工、新的银行不良贷款；依赖出口带动增长，则势必使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或大或小的波动，都必然冲击某个产业甚至整体经济，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
　　上述八个方面的矛盾，在“十一五”发展中是不可回避的，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最容易出现的各种“失调”的矛盾的反映。有一些专家概括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两个主题四个字：转型、失衡，这些提法虽然在反映矛盾的程度上还可以斟酌，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转轨、转型，也如同汽车转弯一样，“失调”、“失衡”是很危险的，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突出矛盾。再次，发挥“八个优势”、实施“八项举措”，是有效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省委、省政府正是在广泛调查研究，深刻并清醒地分析研究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的基础上，立足全局、深谋远虑、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地作出发挥“八个优势”、实施“八项举措”的决策。上述突出矛盾不解决，浙江经济社会难以持续发展。要解决浙江土地、水、电力等制约，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生态省建设，融入长三角的发展，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推进“五大百亿”工程建设；要解决最终消费不足，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必须提高农民的收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要加快社会全面发展，必须发挥浙江人文优势，推进各项改革，加强科技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大省和信用浙江、数字浙江的建设，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当然，发挥“八个优势”、实施“八项举措”的意义远远大于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三、按照“五个统筹”和“八项举措”的要求，切实做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
做好“十一五”规划工作，要贯彻落实“五个统筹”和“八项举措”，深入研究其基本内容和要求，实施的特点和途径，实施好与不好的评价标准，评价的总要求是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符合这“七个字”的要求，就是贯彻落实得好的，反之则不好。
　　“五个统筹”的问题，对政府来说，实质是政府行为的问题，要解决的是政府和市场的联动问题。“五个统筹”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政府作用的发挥，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是仅靠市场配置资源就能解决的。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公共卫生机制问题、教育问题、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问题等，要靠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单纯地依靠市场手段是不够的。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要保障农民的就业，保护农民的利益，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际也是政府通过资源的许可利用制度发挥作用来保证的。实际上承担应对世界市场的风险，同样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说发挥政府的作用，提高应对的能力。当然，发挥政府作用不是回归，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什么事情都由计划来安排，而是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互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配合。
　　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首先在于规划。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发挥统筹作用的途径和环节：一是中长期规划，二是年度宏观调控计划，三是产业政策，四是资源许可利用制度，五是跨区域的重大项目布局，六是财政转移支付等等。其中规划是第一位的，是最基础的环节。没有规划，就无法统筹安排年度计划、产业政策、资源许可利用制度和跨区域的重大项目布局，财政转移支付也不一定能抓住重点保证用在刀口上。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指导作用、对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引导作用。
　　另外，在“十一五”规划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区域规划。对政府来说，规划的意义在于空间布局。通过“五个统筹”的规划，把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公益性项目安排等真正落实到空间布局上，空间布局涉及到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园区、城市等多方面的资源合理利用的安排。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当前要解决的是几个方面联动的问题，要把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同空间的合理布局结合起来。没有合理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是空话，产业升级也是空话。所以，空间的合理布局是规划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化建设中政府应尽的责任。实际上，没有规划就不可能有持久、全局、宏观的协调有序发展。规划决策的好坏关系到长远、关系到全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规划工作。区域规划是战略性、空间性和有约束力的规划，不是纯粹的指导性和预测性规划。区域规划的作用是划定主要功能区的“红线”，主要内容是把区域经济中心、城镇体系、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以及限制开发地区等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是编制市县规划、城市规划和其他规划的重要依据。编制区域规划，要着眼于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发挥各自优势，统筹重大基础设施、生产力布局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对于政府来说，空间布局规划的作用是合理安排资源利用。对土地、水、生态等各类资源的许可利用安排，也是一种宏观调控。因此，区域规划的实质也可以说是资源许可利用的规划。“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应该是资源利用规划。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都离不开区域，离不开城乡关系，离不开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关系，实际上这些协调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资源许可利用和空间合理布局的问题。只有把资源和空间合理布局安排好，使规划跟市场联动、跟产业发展联动，规划也就做好了。因此，“十一五”规划，在加强经济发展预测、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转轨的基础上，重点要做好资源许可利用规划，搞好空间的合理布局，这也是政府的职责。同时，资源许可利用也是和投资体制相结合的，投资审批应该以规划为依据，建立政府类的、限制禁止类的投资审批制度，建立标准化的资源许可利用制度，把政府的行为通过规划规范起来。
　　“十一五”规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规划不仅是许可性的，即要说“要”；还是禁止限制性的，即还要说“不”。在一些生态敏感区，在一些食品加工等产业集中区，就应该禁止污染严重的项目布局。即使是允许有污染项目安排的地方，也要有防治和清洁生产的要求。
　　总之，规划是政府的规划，重点是规划政府的行为。当然，这也离不开对市场发展、产业发展的预测，离不开对市场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划，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转变职能的重点是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和资源的合理许可利用管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
　　做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意义深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要从做好历史性大事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开拓创新，集思广益，求真务实，切实做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为我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资料来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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