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困境浙江如何求变

　　《南风窗》2005年第8期发表傅白水“浙江如何求变”一文，转摘如下。
　　浙江现在面临的困境如果能顺利过关，将对中国其他面临战略转型的地区提供宝贵的借鉴。
　　作为全国经济总量第四个超万亿的省份，浙江经济发展一直以快速、稳健而闻名。然而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与全国工业走势形成了强烈反差，全年的增长率仅排在各省市区的第21位。2005年一季度浙江省规模以下工业生产增幅继续出现较大回落。全省规模以下工业同比增长排在各省市区的第16位。
　　困境凸现。2004年，浙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让人非常担忧的苗头，浙江经济快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随着生产减速，企业利润增长逐月减缓，2004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增幅跌至全国的第30位。是自1998年以后7年来首次出现的下降，企业亏损面达22.4%。
　　正是由于工业下滑，导致浙江经济发展放缓，2004年浙江的发展速度为14.3%，比江苏低，把东部发展最快的头衔让了出去。同时，人均收入增幅也慢于江苏。虽然浙江的人均收入仍是全国最高，但浙江增长率为17%，比江苏落后1.5个百分点。
　　在浙江经济迅速下滑的背后，是从2003年开始的被人们称之为“成长的烦恼”的生产要素荒。“首先是土地、电、水、原材料、资金等生产要素和环境制约。”正是这生产要素荒严重地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
　　“耕地锐减、能源困局、环境污染和投资代价趋大”，浙江经济年年实现高增长，但与之伴生的“负效应”也同样“可观”，浙江为GDP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发展受到资源要素紧缺的严重约束，浙江已是中国缺电最严重的地区，全国电力缺口一半在浙江；土地的制约进一步加大，可用耕地最多只能再支撑10年；环境污染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已基本达到饱和。由此，大批企业无地建厂，无电开机，无工可用。
　　浙江工业发展下滑，除了煤电油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严重制约以及浙江工业经济存在较明显的结构性缺陷等因素所致外，也与浙江地产业的飚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尤其是与房地产无关产业的发展有关。
　　与浙江工业在全国快速下滑相比，浙江的地产业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态势和规模，近几年却在全国遥遥领先。2004年，浙江的杭州、温州、宁波的房价都进入了全国前10名，其中温州与杭州的房价进入了前5名。在房价涨幅方面，杭州、温州与宁波也进入前10名，尤其是杭州、温州曾一度进入前3名。
　　浙江飚升的地产业对浙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素。浙江的经济结构是以轻工业为主导的，而与房地产相关的基础原材料工业、钢铁和能源等重化产业在浙江不占优势，这样导致地产业飚升却很难拉动浙江的工业快速增长。相反还会在资金、土地等方面制约工业的发展，这样，在浙江形成了工业和地产彼消此长的格局。
　　从投资角度来说，由于浙江近几年房地产业持续飚升，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利润巨大，吸引了浙江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同时，房地产飚升，反过来又会拉动地价飞涨，导致浙江商务成本压力不断增大，昂贵的土地已成为在浙江地区企业投资的一大弊病。在浙江尤其是在温台地区听到民企抱怨最多的是土地太少、太贵。
　　内忧犹在，外患接踵而来。在对外贸易方面，浙江企业尤其是民企麻烦不断，仅2004年上半年，世贸组织内16个成员发起的针对中国的23起反倾销调查中，民企占了90%以上，在民企大省浙江受到反倾销困扰的民企尤甚，占了一半，使得浙江成为我国遭受反倾销的第一重灾区。
　　两大推手。一方面是发展速度下滑，一方面却是发展代价越来越大。不久前浙江统计部门一份《浙江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的报告显示，2002年浙江每亿美元GDP的能源消费量为7.11万吨标准煤当量，而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48万吨标准煤当量，高收入国家只有2.9万吨标准煤当量。
　　报告显示，2003年浙江省每生产1亿元GDP排放28.8万吨废水，生产１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2.3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0.4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几个指标比10年前都有大幅增长。
　　报告结论认为，浙江的投资代价已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一方面是增长的“弓张弦满”，一方面是单位增量的代价陡增，暴露出的是增长方式的不当，即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甚至提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这样的要求。为此，浙江开始艰难求变。围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浙江实施了两大推手：以招商选资的方式力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加快产业层次升级；以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为突破口，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如何对浙江的产业及时进行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呢？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招商选资战略，成为浙江的选择。具体做法为：由政府出面协助当地民营企业找跨国、跨省大公司洽谈合作，从而推进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浙江摆脱困境的第二大推手是重点发展第三产业。2003年，浙江省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上年的8.9∶51.1∶40.0变化为7.8∶52.5∶39.7，第三产业比重不升反降，这无疑对浙江省以电荒、地荒和水荒为主的能源荒形成更大的压力。
　　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呢？浙江将发展的重点锁定在现代服务业上，在坚持做强做优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会展、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促进新型产业体系的构建。政府则着力加强政策导向，如杭州出台了《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20条政策举措》等政策，除了出台“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和优惠措施外，还明确了目标，杭州城区力争到201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50%左右。
　　针对本地丰富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释放渠道和空间，将民间资本全面引入第三产业，无疑对调整经济结构和壮大民营经济是个双赢的策略。为此，浙江在发展第三产业时，突破各种体制障碍，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逐步有序地推进商业、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和中介服务等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如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方面，诸如浙商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温州商业银行等民间资本占绝对主导的银行在浙江方兴未艾，使得金融业已成为浙江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
　　同时，积极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国际化，主动承接国际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转移，加强与港、澳等地区和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
　　隐忧犹存。面对困境，浙江实施两大推手，但这并非没有后患，浙江隐忧犹存。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招商选资战略实施，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显然要如此，浙江很可能要改变一直被外界视作弱政府和无为而治的形象。虽然浙江向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转型，但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发展模式的惯性，将使浙江求变充满荆棘。
　　对于浙江而言，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浙江模式的灵魂，如果真是以政府为强力主导，那么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发展模式也将不复存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浙江目前非公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65%以上，民企一直是浙江经济中的真正市场细胞和主流，因此，民营经济在浙江的主导力量是无法动摇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真正细胞和主流，其当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为主导。无疑浙江要以政府的力量主导来发展经济，在有事找市场的浙江并非一蹴而就。　　浙江问题的症结也许在于，在遵循市场主导时，应加强政府引导力量，政府应成为一个适度的有为政府，而非无为，更不能成为绝对强势政府。无疑浙江如何掌握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平衡将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发展第三产业，将第三产业作为浙江未来的主导产业，虽然既可以降低耗能、优化经济结构，又可以增加地方财税收入，但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艰难历程和教训应该引起浙江的警觉。
　　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即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在经济份额中的比重像国际大都市那样提高到70％以上。但在10多年的实践之后，上海发觉自己走上了很长一段的弯路。上海服务业发展不但没有加速，相反还在不断变慢。上海引以为傲的金融保险业在2002年已经出现了低迷不振的态势，甚至是负增长。
　　更糟糕的是上海的“三二一”发展战略还导致制造业沉沦。在过去10年，江苏、浙江制造业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上海，上海制造业更多的是吃老本，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并不快。
　　于是，2004年，上海决定将产业重心重新导向第二产业。重点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通过制造业的升级形成上海新一轮发展的竞争优势。不久，上海的173计划出台，目的就是在上海的松江等地打造上海商务成本的盆地，用以吸引外资和台资。
　　浙江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远没有上海好。既然上海发展第三产业都走了一段大弯路，对于浙江来讲，将第三产业作为未来的支柱产业来规划发展，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很可能重走上海的老路。无疑浙江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应建立在强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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